如果要在中国现代法治史上，找出一个把「机关算尽」这四个字演绎到极致的杀人犯，2010 年广州公务员杀妻案的凶手王卫列，绝对能排进前 10。
在大众的认知里，杀人往往是激情犯罪。
但王卫列不是。
他是一个在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干了 28 年的正处级调研员。
政策研究室是干什么的？那是专门研究体制运行规则、起草核心文件、做宏观战略推演的「中枢大脑」。
能在这种地方干到正处级，王卫列早就没有了普通人的情绪冲动。
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冷酷、严密的逻辑推演。
所以，当他决定要除掉妻子杨文娟时，他没有选择买凶，也没有选择在家里动手。
而是像主导一个大型重点项目一样，设计了一桩他自认为「完美」的谋杀。
这个地点，就是香港横澜岛附近的公海。
2010 年 9 月 23 日下午，香港天星码头。
47 岁的王卫列找到赌船经纪人，买了两张「澳门实德号」邮轮的船票。
在买票的时候，王卫列反复盘问经纪人三个问题：
「船上人多吗？」
「7 层甲板有没有人去？」
「早上几点返航？」
经纪人陈桂英以为这个内地来的中年人喜静，还特意贴心地告诉他：「清晨人最少，适合看海。」
其实，陈桂英根本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正在踩点。
在王卫列的眼里，「澳门实德号」根本不是什么游轮。
而是一个没有监控、没有执法权、且具备天然销毁证据能力的「法外之地」。
这艘船一共 8 层。
最核心的区域是 6 层，这里是餐厅和赌厅，也就是所谓的「名利场」。
登船的 500 多个赌客，从晚上 9 点半船开到公海之后，就会在这里厮杀到黎明。
5 层和 4 层是客房（休息区），3 层以下是船员生活区（后勤区），8 层是驾驶舱（权力控制室）。
那么 7 层是什么？
7 层是分布着 VIP 包房和桑拿室的半露天甲板。
因为大家都是来赌钱的，没人有闲情逸致去吹海风。
所以 7 层成了全船最冷清的「权力真空地带」。
更绝的是，这层甲板没有安装任何监控设备，只有一个楼梯口的探头，且存在巨大的视角盲区。
对于王卫列这个天天研究政策漏洞的调研员来说，7 层甲板就是这艘船上的「三不管地带」。
除了地形，王卫列对「天时」的把控也精准到了分钟。
邮轮的营业时间是晚上 9 点半到凌晨四五点。
等到清晨 6 点左右，船开始返航时，正是所有赌客鏖战一夜后，回到房间睡得最死的时候。
发牌的荷官、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也都处于一天中精力最衰竭、最涣散的节点。
而这个时候，船只恰好会经过香港岛东南部的横澜岛水域。
这里的地缘环境是什么样的？
水深 12 米，洋流复杂，海面开阔。
一个成年人如果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掉下去，生还率为零。
且尸体极大概率会被洋流卷走，永远无法打捞。
根据香港海事部门的记录，该水域每年有超过 20 起人员落水失踪案，尸体回收率不足 15%。
只要尸体找不到，这就是一桩永远无法定罪的「失踪案」。
退一万步说，就算尸体被捞上来，在一个周围全是因为输钱而红了眼的赌徒环境里，王卫列完全可以抛出一套无懈可击的托词。
「我老婆好赌，输光了家产，一时想不开跳海自杀了。」
你看，作案地点、作案时间、销毁机制、法理退路，这四个齿轮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了一起。
当时海面上有很多高级赌船，比如涉及黄光裕案的「海王星号」，登船门槛是两三千元的筹码。
但王卫列偏偏选了「澳门实德号」，因为只要花 250 港币买张船票就能上船。
他在买票时特意选择了「不可退改签」的低价票，还拒绝了经纪人推荐的「旅游保险」。
理由是「没必要花冤枉钱」。
在他眼里，这趟「旅程」的终点早已注定，保险不过是多余的开支。
这个坐拥广州市中心多套房产的处级干部，把作案成本精确控制在了区区 500 块港币之内。
王卫列和 44 岁的妻子杨文娟，对外是一对让人艳羡的中产夫妻。
实际上，两人早在 2008 年就已经秘密协议离婚。
为了不影响 10 岁的儿子，两人一直维持着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假象。
国庆前夕，王卫列突然以「看望 80 多岁的叔叔」为由，强硬要求杨文娟办理赴港通行证。
杨文娟稍有拖延，王卫列便大发雷霆。
扔下一句死命令：「这个假期必须去香港。」
名为旅游，实为「鸿门宴」。
警方后来在五层的客房里搜出了二人的行李箱。
杨文娟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护肤品、化妆品，甚至还有两本为了准备博士论文而带的历史学专著。
但王卫列的行李包里有什么？
只有一套换洗衣物、毛巾和牙刷。
可见杨文娟确实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旅行。
而王卫列则是轻装简从，为作案做足准备。
警方在后续搜查中还发现，杨文娟的港澳通行证签注办理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0 日。
而王卫列早在 8 月 28 日就已办好签注，且他在 9 月 15 日就通过旅行社预订了香港的临时住宿。
此事他却从未告知杨文娟。
这意味着他在催促杨文娟办证前，就已完成了全部作案前置准备，所谓「看望叔叔」不过是精心编造的谎言。
2010 年 9 月 23 日晚上，两人登船。
透过客房的圆形玻璃舷窗，杨文娟看着海上其他赌船的灯火，可能还在规划着下半生的日子。
而此时的王卫列，正盯着手腕上的表，默默倒数着这最后几个小时。
为什么一个处级干部，非要对同床共枕的大学老师前妻痛下杀手？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就要从王卫列那个隐藏在「老实人」面具下的、极度畸形的人性说起了。
杨文娟与王卫列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99 年，经人介绍相识的二人结婚，婚后很快有了儿子。
王卫列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当正处级干部，女方在广州大学当历史系讲师，儿子乖巧懂事，家里在市中心有三套房产。
这本该是一个内部运转极其平稳的家庭。
但实际上，这个家庭内部是极度畸形的。
而这种畸形，根源于王卫列极其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由此塑造的「变态囤积者」人格。
王卫列的父亲是东江纵队出身的老革命，解放后在广州市政府任职，母亲也是公职人员。
王卫列的家位于广州市政府旁边的一个公务员小区，所住的楼房是上世纪 60 年代建成的「红楼」。
当年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分房。
王家在二楼有两套房子，一套是他一家三口居住，对门那套曾是他父母的住所，二老离世后便出租出去。
这种家庭背景，按理说应该培养出一个眼界开阔、格局宏大的子弟。
但王卫列偏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成了个极度自私、吝啬、对资源有着病态控制欲的「守财奴」。
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整日埋头上下班，没有任何贴心朋友。
他甚至连快递都要求快递员放在门口，从不亲自签收。
甚至小区里的邻居，对这个一起住了十几年的人都没有太多印象。
他的私家车是一辆老旧的捷达，常年停在小区角落，车身上布满灰尘。
即便在广州炎热的夏天，他也宁愿开窗通风，理由是「空调费太贵」。
有一次儿子发烧到 39 度，杨文娟要打车去医院，王卫列硬是坚持开车，还因为杨文娟多开了 5 分钟空调跟她吵了一路。
他在单位干了 28 年，同事评价他「性格内向，从不与人搭话」。
王卫列从不参与同事聚餐，拒绝一切集体活动，办公室的抽屉永远锁着，连喝水的杯子都要每天带回家清洗。
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工作 28 年从未申请过晋升，也拒绝任何外派或交流机会。
始终守着「正处级调研员」的岗位，如同守着自己的「领地」。
他就是要把已有的存量资源死死攥在手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这种控制欲，在他的婚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警方后来在搜查他的住处时，发现了一样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一本记录了 1999 年到 2010 年，整整 11 年的「家庭开支账本」。
这可不是普通的家庭记账，这简直是一本「微观权力审计报告」。
账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
「杨文娟买牙膏 3.5 元」
「儿子买铅笔 0.8 元」
甚至还有：「杨文娟私藏 50 元买水果，发现后追回」
最绝的是一笔给丈母娘的钱——给杨文娟母亲红包 200 元，标注「被迫」。
这本账本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精准到分」。
每一笔支出都标注了日期、用途、收款人，甚至有杨文娟的「支出申请」签名复印件。
王卫列的小气和计较，在杨文娟的朋友和同事中早有口碑。
出事前的那个暑假，杨文娟和同事带学生去西安实习，儿子也一同随行。
后来大家约定爬华山，王卫列特意请了假飞到西安。
爬山途中，杨文娟为另一同事买了一张缆车票，下来后，王卫列数次暗示她向那位同事要钱。
后来需要花费 20 元坐车到山下，买票时王卫列却借故上厕所离开了。
这一幕让杨文娟的同事记忆犹新。
通过对妻子每一分钱的精细审计，王卫列在反复确认一个事实。
这个家所有的经济命脉都在我手里，你杨文娟哪怕买个苹果，也要经过我的批准。
更可怕的是，王卫列连亲妈的骨灰盒钱都要省。
杨文娟与婆婆的关系甚至好过王卫列的母子关系。
王母晚年中风住院一年多，都是杨文娟悉心照顾。
每天下班都要去医院喂饭、擦身，周末还会推着轮椅带老人晒太阳。
王母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王卫列从未主动承担过，全靠杨文娟的工资和杨家姐妹的资助。
而他自己的工资却全部存入私人账户，连医院的探视都屈指可数。
后来王母去世，杨文娟为了满足其生前喜好山水的愿望，花 3000 多元买了个桃木骨灰盒。
杨文娟准备在白云山脚下找个风景秀丽之地安葬。
可王卫列认为骨灰盒太贵。
最终竟把骨灰直接倒入墓穴，将桃木骨灰盒拿回了家中。
一个连生身母亲的尊严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并加以剥削的人。
你指望他对妻子有感情？这完全是痴人说梦。
那么，杨文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和王卫列完全是两种人。
她开朗幽默，爱美，爱逛街，和学生打成一片。
2010 年 9 月 19 日，最后一堂世界现代史课上，杨文娟迟到了两分钟。
她主动清唱了一首《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
清丽悠扬的歌声赢得满堂掌声，却未曾想这竟成了她的绝唱。
事后，学生们将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以此纪念这位深受爱戴的老师。
杨文娟渴望个人的发展，渴望正常的社交，渴望生活的情调。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在王卫列这种极端控制型人格的眼里，妻子的每一次社交、每一次自我提升、哪怕是学生发来的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都是在试图脱离他的控制。
杨文娟的日记本中，就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恐惧。
2009 年 11 月 12 日，她写道：「他今天翻我手机，看到学生给我发的节日祝福，说我『跟年轻男人走太近』，摔了手机。」
王卫列威胁妻子：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人，离婚也没用。
杨文娟内心其实充满恐惧。
此外，王卫列在 2009 年后还迷恋上了练功。
每天早晨 6 点钟，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广州越秀山上，练拳、打坐，7 点钟准时回来。
经越秀公园常客辨认，王卫列参与的是「中功」衍生的小众团体。
该团体因涉及精神控制被多次警告，每周六、日上午在公园东秀湖旁凉亭聚集，由一名自称「李师傅」的人授课。
内容包括「冥想、能量修炼、强调『自我掌控』」。
邻居反映，王卫列练功后「更孤僻，有时会对着空气说话」。
他还曾多次对杨文娟说「你是我的『能量载体』，不能离开我」。
杨文娟曾向朋友吐槽：「他练功练得越来越不正常。」。
这种特殊的「练功」经历，是否加剧了他的偏执和控制欲，成为谋杀的催化剂？
虽无直接证据，但也值得深思。
因为忍受不了王卫列，在杨文娟的坚持下，两人协议离婚。
这是王卫列主导的又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
看看离婚协议的内容：
1.家中两套优质房产和百万存款归王卫列所有。
2.杨文娟分得一套 78 平方米的老房子。
3.杨文娟将来不得再婚。
4.杨文娟的工资卡必须继续由王卫列保管，每月只发 2000 元生活费，超支要写「申请」审批。
这叫离婚吗？
王卫列用一张离婚证，切断了杨文娟未来分走他更多财产的可能。
同时又通过扣押工资卡和同居，继续享受着杨文娟提供的保姆服务和情绪价值。
如果杨文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也许她能苟活到老。
但人总是会觉醒的。
这套约定给杨文娟的房产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某小区 3 栋 202 室，面积 78㎡，2010 年市场价约 120 万元。
到了 2010 年，也就是案发前几个月，杨文娟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直接触碰了王卫列的逆鳞，引发了最终的杀机。
杨文娟看中了广州大学附近祈福新村的一套 105 平米的新房，并且交了 5 万定金。
她计划在国庆假期后，把离婚分给她的那套 78 平米的老房子（当时市价约 120 万）卖掉，拿这笔钱去买新房。
在杨文娟看来，这叫改善居住条件，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
她在日记中写道：「等搬到新家，我就把工资卡拿回来，带着儿子开始新的生活，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了」。
王卫列怎么可能心甘情愿？
一旦杨文娟把挂着两人名字和历史纠葛的老房子变现，买成完全属于她个人名下的新房。
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搬出去，脱离王卫列的视线。
资产一旦独立，人身就不可能再受控。
王卫列苦心经营了 11 年的经济控制链条，将彻底断裂。
对于一个视控制权如命的男人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他曾多次推脱房子的过户手续，借口是「等儿子成年再说」。
杨文娟甚至咨询了律师准备起诉。
当谈判桌上的博弈已经无法阻止资产流失时，王卫列做出了一个老辣的决断。
既然无法在账本上留住你，那就只能在肉体上消灭你。
为了掩盖杀机，王卫列在案发前的那个暑假，突然「转性」了。
他主动请假飞去西安，陪杨文娟和同事爬华山。
后来又带她去福建三清山旅游。
甚至还放风说想复婚。
他在三清山旅游时，特意拍了很多亲密合影，还把照片发到了家庭群里，营造出「夫妻和睦」的假象。
杨文娟的朋友以为他浪子回头了，杨文娟自己也可能抱有一丝幻想。
案发后，同行同事刘芳回忆起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在爬华山时，王卫列全程死死盯着杨文娟，故意走在她身后。
有一次杨文娟差点滑倒，他不但没伸手扶，反而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眼神很奇怪」。
后来大家下山，他甚至抛下 10 岁的儿子不管，开着车死死追着提前下山的杨文娟。
刘芳说，当时王卫列的车一直跟在她们后面，保持着 50 米的距离，直到杨文娟进了酒店房间，他还在楼下徘徊了半个小时。
这哪里是旅游陪伴？
这是刺客在进行实地踩点，是在测试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将目标推下悬崖的成功概率与风险成本。
华山太险，目击者多。
三清山也不合适。
经过两轮「实地考察」后，王卫列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那艘只需要 250 港币门票的公海赌船上。
2010 年 9 月 24 日清晨 6 点，当「澳门实德号」邮轮在公海上缓缓掉头，准备驶向维多利亚港时。
王卫列精心策划的谋杀，终于进入了最后的执行阶段。
监控录像显示，23 日晚上 9 点 17 分，也就是赌船刚刚驶入公海、赌客们疯狂涌向六层赌场的时候，王卫列一个人走出了五层的客房。
他去哪了？他在走廊尽头抽了 5 分钟的烟。
但这 5 分钟里，他没有享受海风，而是频繁地低头看表，神色异常地来回踱步。
他在做最后的心理建设和时间校准。
他在等待一个最完美的「时刻」。
第二天清晨 6 点 03 分，这个时刻到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客房。
杨文娟走在前面，神色平静，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早起看海的浪漫安排。
王卫列紧随其后，面无表情。
他们来到了七层甲板。
此时的七层甲板，简直就是为王卫列量身定制的「屠宰场」。
赌客们在六层鏖战了一夜，此刻全在蒙头大睡。
船员们疲惫不堪。
最关键的是，这里没有任何监控探头能拍到他们所在的栏杆区域。
缅甸籍船员吴登按照工作安排，6:15 来到七层甲板做清洁工作。
6:40，吴登完成左侧甲板清洁，看到王卫列揽着杨文娟的肩膀，坐在栏杆旁聊天，看起来「很亲密」。
仅仅 25 分钟后，也就是 7 点 05 分，当吴登再次返回时，这对「亲密夫妻」已经不见了。
在这消失的 25 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没有那个早起散步的广东游客刘颖，这 25 分钟将成为中国法治史上一个永远解不开的「黑箱」。
但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发生在这些不可控的偶然事件上。
刘颖在 7 点到 7 点半之间来到了七层甲板，她没看到浪漫的日出，却看到了极其骇人的一幕：
杨文娟瘫坐在甲板上，耷拉着脑袋。
而王卫列正双手抓着她的头肩部，用尽全力将她往 1.2 米高的栏杆外推。
刘颖吓疯了，跑去六层报警。
前后不到 1 分钟，保安冲上七层甲板。
此时，杨文娟已经坠入深海。
而王卫列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目光呆滞，脸色发白。
嘴里还在神经质地念叨着一句台词：「赌钱害死人」。
（王卫列被戴上手铐，押返香港水警基地调查）
这句台词，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第一套免责声明」。
在王卫列的计划里，只要咬死杨文娟是赌徒，输光了跳海。
在这艘乌烟瘴气的赌船上，这是最符合常理的解释。
但很可惜，现代刑侦技术成了击碎他完美逻辑的最强武器。
当天早上 8 点 45 分，香港水警在横澜岛水域打捞起了杨文娟的遗体。
因为洋流变化，她的尸体被冲到了附近的浅滩上，距离案发地点不到 3 海里。
这份长达数页的法医验尸报告和现场勘查报告，直接把王卫列的剧本撕得粉碎。
第一，破除「跳海自杀论」。
法医鉴定，杨文娟入水前尚有呼吸，直接死因是溺毙。
她的前额有 3 处直径超过 1 厘米的瘀伤，头顶有 7 处瘀伤，甚至表皮开裂，太阳穴还有大面积挫伤。
如果是自己跳海自杀，这些伤痕就说不通。
现场勘查给出了答案：七层甲板的栏杆上，有两处深度 0.3 厘米和 0.5 厘米的金属凹陷。
经过金属形变分析，这正是硬物（头部）剧烈撞击留下的。
这绝不是跳海能造成的伤痕，这是被按着头往死里磕的铁证。
第二，破除「毫无反抗的失足论」。
杨文娟的右手腕粉碎性骨折，左前臂有 3 条平行的抓痕，这是极其典型的「防御性反抗伤」。
再看王卫列，他的衬衫前襟、袖口、裤腿全是血。
指甲缝里提取到了 7 处血迹，其中 3 处是杨文娟的 DNA。
他的胸口有瘀伤，指关节肿胀。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在坠海前，两人发生过极其惨烈的肉搏。
王卫列用双拳疯狂击打杨文娟，直到她彻底失去反抗能力，才将其推下海。
第三，破除「赌钱害死人」的动机论。
船上的监控录像清清楚楚地显示，从登船到案发，杨文娟一步都没有踏进过六层的赌厅。
她的胃内容物只有前一晚的晚餐，没有酒精和镇静剂。
她的同事也证实她从来不赌博。
面对这套无懈可击的证据链，王卫列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庭审中，又展现出惊人的「演技」。
既然第一套「赌徒跳海自杀」的剧本演砸了，他立刻在法庭上抛出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剧本。
他亲自出庭自辩，声称：杨文娟因为读博压力大，怀疑他有外遇，精神崩溃。
案发前一天晚上，杨文娟要他拿 40 万给外甥女开店，他拒绝了。
于是第二天清晨，杨文娟吵着要跳海。
「我害怕她想不开，特地跟着她。她跨上栏杆想跳，我就赶紧扯她下来。这样来回拉扯了 7 次，每次她的头和我的拳头都撞到了栏杆。」
「后来我看她没呼吸了，瞳孔也放大了，以为她死了。我惊慌失措，怕自己坐牢儿子没人管，才把她推下海的。」
听听这套话术，把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包装成了一出苦情戏。
但在香港控方律师极其犀利的交叉盘问下，这套剧本漏洞百出，简直成了法庭上的笑话。
杨文娟当时确实是暨南大学的在读博士，但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在职进修。
博士论文已完成 80%，计划 2011 年毕业。
对她来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巨大压力」。
再者，杨文娟性格开朗乐观，十分疼爱 10 岁的儿子，绝不可能抛下孩子自杀。
控方出示了杨文娟的银行流水，她在案发前一个月给儿子买了一份教育保险。
每年缴费 1 万元，连续缴纳 10 年，受益人是儿子王小宇，这足以证明她对儿子的未来充满规划。
控方问：「你身高 178，她身高 162。1.2 米高的栏杆，她要跳海必须借力攀爬。为什么法证专家在栏杆上只提取到了她的血迹，却没有任何指纹和鞋印？」
王卫列答不上来，只能硬拗：「可能是我拉扯时擦掉了。」
控方又问：「你说她要 40 万给外甥女开店，有聊天记录吗？有转账记录吗？」
王卫列：「没有，她口头说的。」
控方直接甩出底牌：「她的外甥女当庭作证，从来没提过开店借钱。你怎么解释？」
王卫列语塞，只能甩锅：「可能是她忘了，或者不好意思说。」
控方出示了一系列关键证据：杨文娟同事张敏作证，2010 年 8 月，杨文娟曾跟她说「终于凑够首付，国庆后就把离婚那套房卖了，换个离学校近的」。
杨文娟还拿了新房户型图给她看，说：「终于能摆脱王卫列的控制」。
王卫列前同事李建国作证，2010 年 9 月中旬，王卫列突然问他「香港公海发生意外，香港法院管不管」，当时他就觉得很奇怪。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控方对动机的深挖。
控方出示了王卫列在狱中写给杨家姐妹的信。
即使身陷囹圄，面临终身监禁的指控，这个男人的信里依然死死咬着一个核心诉求。
「广州东风东路那套 78 平米的房子，是我儿子未来的保障，不能让外人占了便宜」「你们杨家要是敢把房子转到别人名下，我就算在牢里，也会上诉到底」。
法官当庭打断他的狡辩：「请正面回答，你为什么在狱中还要强调这个？」
在这一刻，王卫列那层「老实人」、「为了儿子」、「不小心失手」的伪装被彻底撕碎。
那个账本、那套房子、那份不平等的离婚协议，以及他在狱中依然念念不忘的房产归属，共同拼凑出了这场谋杀最真实的底层逻辑。
王卫列根本不在乎杨文娟是死是活，他只在乎那套房子会不会脱离他的控制。
杨文娟去世的消息，在国庆长假过后才传回她工作的广州大学。
其实，案发后不久，与她一同去香港旅游的女同学就已心生不安。
提前一天返回广州的她，多次拨打杨文娟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直到接到香港警方的通知，才确认了这一噩耗。
「被她老公给害了，当时大家已经开始有这种猜测，但谁也没想到他用了这种方式。」
杨文娟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因为杨文娟曾在极少几个密友中流露过这样的担忧。
「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开了王卫列，八成就是她大姑子的结局。」
杨文娟的大姑子，也就是王卫列唯一的姐姐，曾经在广州一家电视台工作。
2000 年初在澳大利亚（另一种说法是欧洲）被绑架并惨遭撕票，案件至今未破。
出事后，家人在整理杨文娟的遗物时，从她的日记本里也发现了同样的字句。
这说明她自己也有隐隐约约的感觉。
2011 年 11 月 10 日，香港高等法院。
经过 5 个多小时的闭门商议，7 名陪审员以 6:1 的压倒性优势，裁定王卫列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依法判处其终身监禁。
在香港的司法体系里，终身监禁意味着除非有极特殊的假释理由（通常要服刑 20 年以上且极难获批）。
否则这个前正处级干部，将永远在赤柱监狱的高墙里度过余生。
但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太小看王卫列这种「极端控制型人格」的系统固执了。
王卫列在狱中不断申诉，他始终不认罪、不道歉，坚称自己是「冤枉」的。
王卫列在狱中表现极其孤僻，拒绝参加任何狱政活动，不与其他囚犯交流，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申诉材料，甚至曾多次绝食抗议，要求「重审案件」。
王卫列费尽心机，甚至不惜杀妻来保卫的那套房，最后保住了吗？
并没有。
案发后，他最看重的 10 岁儿子王小宇，立刻被杨文娟的娘家人接到了吉林长春抚养。
十几年后，王小宇考入了吉林大学。
他选了什么专业？历史系。
他沿着母亲的学术足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而对于那个在香港服刑的父亲，他一次都没有去探望过。
显然，父亲的行为给这个孩子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王卫列千算万算，用极其精密的逻辑守住了房产的产权，却永远失去了这笔资产唯一的「继承人」。
他成了一个守着空头账本的孤家寡人。
广州大学为纪念杨文娟，设立了「杨文娟奖学金」。
广州大学还在人文学院楼设立了「杨文娟纪念角」，陈列着她的教案、书籍和学生纪念册。
学校每年 9 月 19 日（她最后一课的日期）都会举办纪念活动。
此外，杨文娟未完成的博士论文《近代世界史中的文化交流》，由暨南大学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
扉页标注「谨以此书纪念杨文娟老师」，编者为其导师及同事，让她的学术成果得以留存。
因为这起公海杀妻案暴露出的「管辖权真空」，2012 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专门补充了「跨境犯罪管辖衔接条款」。
而香港所有的公海赌船，也从此被强制要求在全甲板加装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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